中国警察网2007年1月1日报道：如何化解戒毒复吸顽症？云南省将红河州开远市戒毒所作为试点，探索出建立集强制脱毒、身心康复、融入社会三大功能为一体的戒毒工作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不仅解决了戒毒所的生存问题、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压力，而且通过引入“公司+康复劳动”的新机制，提出富有特色的“安全岛”理念，使“雨露社区”这一戒毒新模式初显成效———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云南省开远市早年的那2133名吸毒人员。

　　这些吸毒人员，像停在检修场中的飞机一样，20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一条可供生命重新起飞和着陆的“跑道”。最早为这条“跑道”拼命奔走呼吁的，是他们当中的100余名吸毒青少年的父亲和母亲们。1991年，这100余名走投无路的父母，联名给时任总理李鹏写了一封溢满血泪的呼救信。李鹏当即批示：“云南禁毒工作，已到非抓不可的地步，主要依靠发动群众，大家来禁毒，才能真正取得成功。”

　　对他们来说，最直接的受益是引来了《中华之剑》摄制组的舆论支持，并促成有2133名吸毒人员的开远市当年在受毒害较严重的厂矿、办事处建立了12个戒毒所。其中，有5000名职工的开远解化厂为染上毒瘾的300余名职工分别办了两期戒毒班，其戒毒方式为“一看、二关、三放走”。最终的结果是，不仅复吸率100%，且负责戒毒班的两名厂保卫科经济民警，一名因吸毒被送劳教，另一名因吸毒过量而暴毙街头。当时开远毒情的严峻及戒毒的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绝境，儿子20年前就染上毒、曾组织100余名家长联名给总理写信的女医生张云珍，多次拿起注射器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太容易了！”这位已年近70的女医生说，“但我现在绝对不能死。因为，我看到了希望！”

　　2006年底的一天，张云珍医生到开远戒毒所看望从20岁就染上毒瘾、如今已40岁的儿子张立时，意外地从戒毒所长马振华那里得知，省公安厅党委把开远作为探索解决戒毒期满出所人员融入社会难、戒断巩固难的试点，为这些人员设立了“雨露社区”。

　　马所长告诉这位两鬓斑白的女医生：“你儿子张立已经报名进入社区了。在自愿的基础上，社区会为他们解决社会救济、办理低保、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为他们提供生产自救技能，并通过参加生产劳动获取适当报酬，一般情况下扣除生活费外，每月发200至380元；根据留所表现和生产劳动能力，聘为生产或管理骨干，或成为戒毒所的员工。‘雨露社区’还将积极与劳动部门、专业技校加强联系，对掌握技能的戒毒人员进行技术考试，使其取得等级资质证书，提高再就业率。同时，为他们制定导入、进入、融入社会的回归计划，并逐步帮助实施。”

　　据了解，开远市戒毒所的戒毒人员中目前自愿申请进入“雨露社区”的人数已达170人，有的期满出所后，看到“雨露社区”大有希望，又重新返所的人员有40余人。

开远戒毒所早期发展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戒毒人员的生存问题；如何让他们在康复劳动中人人有活干、人人会干活，并为将来融入社会从技能到心理上打下基础。

　　开远戒毒所1995年建所时的管理模式是“一收、二看、三关押、四放走”。当时的戒毒场所有150名戒毒人员，活动范围小，没有戒毒经费，能交得出戒毒生活费的吸毒人员仅占20%%。因此，戒毒人员大多营养不良，要么全身水肿，脚不能穿鞋；要么因注射毒品肌肉萎缩，大小腿一样细。从整体看上去，不水肿的人，也一个个黄皮寡瘦。在这种情况下，150余人要收戒三个月，实为不易。

　　一名多次想逃跑的戒毒人员对马振华所长说：“不是我想走，是饿得害怕！”当时的伙食是每顿每人三两饭一个菜，南瓜打到最后就只剩了汤。一天，检查戒毒人员宿舍时，马振华发现，刚发下去的10床棉絮只有五床了。一了解，发现几只搪瓷碗像锅底一样黑，这才知因每餐限量三两饭，“室霸”把白天抢去的饭，晚上用棉花烧火煮了吃。瞧着锅底样的碗，马所长奇怪，咋一直没人发现这事呢？戒毒人员告知：“我们用床单把烟扇散了。”戒毒所老民警说：“这事过去就发现过，但就是给他处罚也绝不了！”

　　2002年8月，开远戒毒所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省公安厅将开远定为“外转内”的督办单位，同时，红河州委为开远市公安局配了一位有务实和开拓精神的公安局长赵云峰。

采访中，赵云峰告诉记者：“戒毒学员逃跑，他不是因戒毒而逃。他逃的是环境！你给他提供的环境比他在所外的强，他才会安心戒毒。”

　　马振华所长带着民警去找项目，许多企业一听是戒毒所就摇头。马振华去莫沙劳教所送复吸人员时多了个心眼，他悄悄记下一位搞钻石加工老板的电话号码。多次商谈后，老板试探性地给戒毒所引进40多台机子。项目终于引进了，却没有戒毒人员愿意干活。“我们又不是来劳改的！”有人说。

　　于是，从200多人中挑选出40人，自愿加强制开了工。工是开了，可民警承担的风险陡然加大，一些抗拒劳动的人用打磨钻石的尖嘴剪自伤腹部，有人把磨不完的钻石干脆吞进腹内。民警在短短10多天里就拉着警报器几次去医院急诊室和手术室。

　　康复劳动还能不能干？有人质疑。“干！戒毒所要走出困境，只有这惟一出路！”马振华所长很坚决。这时，赵云峰局长也给戒毒所提出具体要求：“管理办法要进一步改进，要把收戒吸毒人员工作作为维护地区社会治安的重要环节来抓，形成全局各警种、各部门整体联动格局，全面提升戒毒所工作的职能，充分发挥其在打防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改进，要从重拳整治所内秩序、全面提升戒毒人员的生存环境质量、大力改善生活条件、全力控制病源传播四个方面展开。”

实践中，他们还引入了“公司+康复劳动”的新机制，通过创办太阳能热水器加工厂、复合门钢窗厂等工厂，对生产的产品以公司的形式来经营，使戒毒人员在公司里参加劳动的过程中获得康复。而生产带来的效益，使开远戒毒所在全省戒毒所中第一家推行了三餐制，并请营养师给戒毒学员按健康要求调配三餐的营养。2003年、2004年的全部生产效益投入改善伙食，省公安厅又补贴了50万元，2005年局里补贴30万元伙食费，2006年有了点结余，戒毒所给全体戒毒学员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附加险，同时，为参加康复劳动的学员建立了求职模拟制度和激励机制，对劳动能手、生产骨干实行奖励，变过去“找不到活干，干不了活”为“人人有活干，人人会干活”，形成了用工单位和企业上门求合同的良好局面。2003年以来，戒毒学员生存环境的改善，彻底杜绝了戒毒人员逃跑事件，全所800余名戒毒学员因病出所率大幅下降，2005年至2006年10月，病出率由2003年的40%下降到1%。

　　已经走出戒毒所的人，还有没有必要管他？谁来管他？怎么管？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禁毒工程的成败。

　　对此，开远戒毒所将交通人行横道线上的“安全岛”理念，引入戒毒工程建设，为戒毒期满又无力回归社会的出所人员建立了“安全岛”。在自愿的基础上，戒毒期满可以留所继续进行心理康复劳动，并根据生产情况领取一定酬金。同时，为避免感染疾病，对“安全岛”上的人员实行分区管理。

　　赵云峰局长受一份美国早年为生活无着落的黑人设立专门社区的资料启示，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出发，提出给暂时无力融入社会的戒毒人员建立一个专门社区，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居住、生活和自食其力的、无毒无歧视的、能培养他们最终融入社会的技能和自信的、体现人文关爱的“雨露社区”。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开远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经多方调研论证后，建设“雨露社区”的可行性报告和规划相继出台，市长李存贵明确表态：市委、市政府对开远戒毒所将在政治上给予重视支持，在政策上宽松、经济上倾斜，对进入“雨露社区”的戒毒康复人员实行社会低保政策，并由卫生和教育部门向“雨露社区”派驻专业人员，确保医疗和教育培训工作，对戒毒所和“雨露社区”兴办的企业在税费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减免，对“雨露社区”规划用地给予大力支持并帮助协调解决。

　　开远戒毒所副所长林复超介绍说，戒毒所曾用不记名问卷调查方式，对正在所内戒毒的810名戒毒学员就他们进入“雨露社区”后居住条件、生活设施、在社区居住时间的长短、工作及工资的希望，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愿进入社区的496人，占61%，愿留在社区的时间，一至三年的占60%，三年以上的30人。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在“雨露社区”，人的各种合法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认为：开远戒毒所提出的“安全岛”理念和实施的“雨露社区”建设，是一次积极、大胆的探索，非常符合公安部提出的戒毒管理发展方向。就世界范围来说，戒毒工作仍处在一个探索阶段，各国就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就国内来说，全国各地戒毒管理部门也都在积极探索管理的新路子。开远戒毒所首先解决了戒毒所的生存问题，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压力，走出了可喜的一步，引入了“公司+康复劳动”的新机制，提出了富有特色的“安全岛”理念，建设了初显成效的“雨露社区”，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今后戒毒管理的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开远戒毒所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完善“安全岛”和“雨露社区”建设，引入更先进的管理经验，施以更为规范化、人性化的管理，把“安全岛”和“雨露社区”建设成为适合戒毒人员生存、工作、生活的特殊社区。

　　云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孟苏铁认为：观念上的创新和突破，使开远戒毒所从规模、效能上有了质的飞跃，变化很大、管理更为规范、机制更为完善，符合党中央提出的“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精神及周永康部长指出的今后一段时期戒毒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云南省公安机关从全力着眼于稳定到全力着眼于促进和谐的观念上的转变。对此，开远戒毒所要进一步明确目标，继续完善“公司+康复劳动”工作机制，继续推进和完善“安全岛”和“雨露社区”建设，构筑好戒毒人员向社会过渡的这个安全平台。

　　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系主任、教授张义荣认为：20余年来，处在全国禁毒前沿的云南公安机关曾就缉毒模式、戒毒模式等不断进行探索和尝试，近期的“开远模式”，是戒毒模式的又一次探索和尝试。客观地说，由于吸毒的个体差异和复杂、多样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环境导因，目前全世界尚未找到某一种单一显效的戒毒模式。探索适合本地区社情、毒情的综合化、多元化和科学化的戒毒路径是禁毒工作的必然选择。毫无疑问，“开远模式”是当地公安机关对我国相对比较单一的主流戒毒模式的一种难能可贵的补充和创新。它使得吸毒人员、家庭、社区和政府又多了一条解决疑难个体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开远模式”具有突出的社会积极效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刚被提拔为开远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老”戒毒所长马振华的办公室，依然还设在戒毒所的那座老楼里。谈起未来“雨露社区”的前景时，这位“老”所长忧心地说：“创建社区，首先要减少新生吸毒人群。”他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收的新增的吸毒人员，仅仅是才吸两三个月的，这些人大多数是贵州、四川凉山的。如果预防工作不到位，将来就可能出现10个公民就有一个在‘雨露社区’。不预防，我们不知要建多少这种特殊社区。”

　　据了解，用注射方式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比例，目前在一些毒情严重地区，已高达70%以上，而这些人一旦汇集在戒毒所，其比例之高，可想而知。开远戒毒所曾搞过一次“假如你吸毒感染了艾滋病会怎么办”的调查，回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引诱他人吸毒；二是报复社会；三是绝望。对此，马振华说：“吸毒并不可怕，只要知道危害，再吸的人就少了。而真正可怕并威胁我们的是艾滋病、肺结核、肝炎。”

　　采访中，一位研究云南禁毒的专家对记者说：“当我知道中央将给云南划拨数亿元的禁毒经费时，我当即泪流满面。我想，这么多的钱，究竟应该把它投到什么地方，它究竟怎样才能产生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他告诉记者，以前，对可能染毒的高危人群的毒品预防重视不够，对失学少年和父母离异家庭的少年、对娱乐场所的卖淫女、对外出打工的农民的预防教育力度不够。另外，工作考核以破案缴毒数论英雄，这个导向使大家放弃了禁毒预防这块万分重要的阵地。

　　对此，儿子染毒的女医生张云珍深有感触：“戒毒工作，是挽救一个民族的工程！”据了解,目前，因国家没有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哪些部门是参与戒毒工作的职能部门，因此公安长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进驻并共同担负戒毒工作，戒毒所民警只能在发现戒毒人员有发热、咳嗽、消瘦等艾滋病暴发期症状时，与疾控中心联系，让他到那里去治疗。而这些艾滋病暴发的戒毒学员，一般去打一针后，因无钱治疗，很快就被放了。尽管疾控部门对艾滋病的传染性很清楚，但因职责定位不明，此事便无人问津。因此，艾滋病和已多年少见的肺结核等疾病的形势十分严峻。

　　开远市公安局局长赵云峰告诉记者：“建‘雨露社区’，我们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吸毒人员对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减少艾滋病的传播、蔓延。我们不想让他们一辈子在这里生活，只想让这个社区成为他们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驿站’或‘维修站’，让他们在这里过渡，最终引导他们融入社会。我们开远的戒毒，最终要走社会化戒毒的模式。”